第二章 易經的故事

東漢班固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裡，把易經的來歷寫成一條接力：伏羲仰觀天象、俯察地法而「始作八卦」；到了殷周之際，文王「重易六爻，作上下篇」；最後孔子替它寫了十篇解說。班固把這條線總結成八個字——「人更三聖，世歷三古」。

三國吳的韋昭注得很明白：三聖指伏羲、文王、孔子；三古就是上古、中古、下古。兩千年來的讀書人都是這樣背的，這是傳統對「易經是誰寫的」最權威的一個版本。

但有兩件事要先說在前頭。一是周公不在三聖裡——後來馬融等人主張爻辭出自周公，才有了「四聖」的說法。二是傳統內部本來就沒有共識，連唐代的官方定本都採用另一種說法。

這句話不是易經自己說的，是西漢的司馬遷寫的。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作「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」；《報任安書》則作「蓋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」——我們背得出來的那六個字，字面上來自《文選》的本子，《漢書》所收的版本寫的是「西伯」。

更重要的是這句話的上下文。它排在一串典故中間：仲尼厄而作春秋、屈原放逐乃賦離騷、左丘失明厥有國語、孫子臏腳兵法修列⋯⋯最後收在「大厎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」。司馬遷是在替自己受刑後仍要寫完《史記》找精神支柱，不是在做作者考證。

他自己也沒把話說死。《史記·周本紀》講同一件事寫的是「其囚羑里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」——一句話裡兩個「蓋」，就是「大概、據說」。而司馬遷距離商周之際已有九百多年，這是漢代人的遠距離追述。

《史記·周本紀》說：崇侯虎向紂王進讒，「西伯積善累德，諸侯皆向之，將不利於帝」，紂王於是把西伯囚在羑里。西伯就是周文王姬昌，當時是商朝西方方國的首領。羑里在今天河南湯陰，遺址還在。

營救的過程寫得很細：閎夭等人四處張羅有莘氏美女、驪戎的花馬、有熊的三十六匹馬和各種珍寶，透過紂王的寵臣費仲獻上去。紂王大喜，說「此一物足以釋西伯，況其多乎」，不但放人，還賜下弓矢斧鉞，讓他可以代商征伐。

但《史記·殷本紀》講的起因完全不同：紂王殺了九侯、又把鄂侯做成肉乾，「西伯昌聞之，竊嘆」，被崇侯虎聽見去告發才下獄。同一部書兩篇對不上——這正好說明它是後人整理的傳世材料，不是當時的檔案。

唐代孔穎達奉敕主編《周易正義》，列為《五經正義》之一、頒行為科舉定本。書的卷首第二論題目就叫〈論重卦之人〉，他寫道：「然重卦之人，諸儒不同，凡有四說。」

四說分別是：王弼等人認為伏羲畫了八卦就自己重成六十四；鄭玄一派認為是神農；東晉孫盛認為是夏禹；司馬遷等人認為是文王。孔穎達逐一駁過，最後選了王弼——「以伏犧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」。

所以「文王把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」只是四家說法之一，連唐代的官方定本都不採用。學這件事的用處不在於背下哪一說對，而在於認識到：關於易經的來歷，古人彼此就吵得很兇。

最有名的典故是「韋編三絕」，出自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「孔子晚而喜《易》⋯⋯讀易，韋編三絕。」那個年代的書是竹簡用繩子編成冊，「韋」是熟皮繩，「三」是虛數——皮繩斷了好幾回，形容讀得勤。

《論語》裡直接碰到易的其實有兩處。〈述而〉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但這句異文很有名——漢代的《魯論》把「易」寫作「亦」，那就變成「五十以學，亦可以無大過矣」，跟易經無關；朱熹也懷疑「五十」是誤字。

另一處在〈子路〉：孔子引了恆卦九三的爻辭「不恆其德，或承之羞」，然後說了四個字——「不占而已矣」。他引易經的話來講做人的道理，卻明講重點不在占。

傳統歸屬孔子，但線索一路在變。《史記》只說孔子「序彖、繫、象、說卦、文言」，列了五個名目；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才寫成「十篇」；「十翼」這個名稱更是後來才通行的。北宋歐陽修就已經公開質疑，說《文言》《說卦》以下「皆非聖人之作⋯⋯亦非一人之言也」。

現代學界大致有共識：十翼屬於儒門系統，可能保存了孔子及其弟子論易的內容，但不是一人一時之作，而是戰國中晚期到西漢陸續累積成篇，前後可能跨兩三百年。像「形而上者謂之道」這種說法，戰國以前根本沒有。

1973 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易傳，讓這個問題更清楚：帛書本的〈繫辭〉比今本少了整整一章，那些內容分散在另外幾篇裡。也就是說，直到西漢初年，這批解說文字都還沒有定型成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。